耆英在外交方面其实吃的也是夹生饭，但由于参加过《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所以才有人以为他是行家，也因此耆英在道光晚年颇受重用。

咸丰执政初期，对琦善、伊里布、耆英等所谓的主和派颇有看法，一次召对时便有意在耆英的话中挑刺，传旨训了他一通。耆英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又是先帝老臣，觉得下不来台，便屡屡称病，连朝也不上了。

不久，咸丰终于抓住了耆英的把柄，那就是他与英国人立下的“两年之约”。当时广东方面与朝廷都已被“两年之约”弄得难以收场，咸丰遂写下手诏，说：“耆英在广东压制民众，奉承英夷，随随便便就答应他们入城，几乎造成不测之变。”

他将耆英与穆彰阿并列，说两人都犯下了贻害国家之罪，区别仅在于穆彰阿隐藏得比较深，表面很难看出来，耆英的罪行却是显而易见。

耆英被革去文渊阁大学士，降为部属，不久又补为工部员外郎。就这，还是念及他当年立“两年之约”毕竟也是为形势所迫，所以予以从宽处理的结果。

耆英的儿子庆锡在绿营当总兵，太平军实行北伐后，庆锡便奏请父子同赴军前。咸丰正在用人之际，就答应了庆锡的请求，命耆英随惠亲王绵愉效力。

耆英父子本来以为可借此咸鱼翻生，不料庆锡自己不争气，犯了向下属借贷之罪——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会以为只是借钱而已，怎么会是犯罪呢？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行为，属于明借暗贿，为清代律法所严禁。

儿子东窗事发，遭到大臣的弹劾，耆英自然急着利用老关系为其脱罪。咸丰发现后，干脆将其一抹到底，予以革职圈禁。

咸丰对耆英如此不留情面，是因为他想改变父亲晚年的主抚政策，无奈形势比人强，到头来又不得不重走老路了。绵愉等人保荐耆英，也正是看出了咸丰的这点小心思。

咸丰马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