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为什么能够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呢？原来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写每天记，白天的每一件事甚至是一个念头都不放过，然后再对照理学的道德标准进行自我批评，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要“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

曾国藩照这个方法苦修。可他也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人，平时也会骄傲，也会冲动，包括看到漂亮女人，也免不了会偷着瞄上几眼，而这些都是事后必须反省的罪过。

曾国藩把日记送交倭仁批阅。倭仁看过之后，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他：“老弟，你要想上个境界，就得脱胎换骨，重换一个人啊！”曾国藩悚然汗下，无地自容。

除倭仁外，曾国藩还曾拜另一位以学问见长的理学大家唐鉴为师。倭仁、唐鉴虽然学问深厚，但事功方面都没有做出什么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这缘于他们或只注重自我精神修炼，或只专治古学，不问时事。曾国藩则不一样，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然暂时无能力左右时政，但始终没有忘记审察大势和研究国计民生。比如唐鉴告诉他，为学有三个门径，曰“义理、考核、文章”，此外还有一个是经济之学，大致相当于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人研究过的实学。当时实学还被包括在义理里面，算不上一个大门径。曾国藩的创新之处，在于把经济单独列了出来，使实学走向经世实学，成为他继理学精神之外，赖以开创事业的另一镇山之宝。

学术之目的在于致用，至此，曾国藩已经完全具备了能力，只等命运的召唤。

1852年7月，四十二岁的曾国藩被钦点为江西乡试正主考。自离家赴京，他已经十四年没有回去了，于是赶紧向皇帝请假，请求在乡试结束后能让他顺道回老家探望父母。

9月，尚未归家的曾国藩忽然听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这让他既吃惊又悲痛，急忙穿上孝服，乘小舟溯江西上。

在路上，曾国藩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