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员都颇费踌躇。

在巴麦尊发给文翰的指令中，终于同意搁置进城问题。

没有上司相逼，文翰算是松了口气，然而冒险的欲望也几乎在他体内同时发酵：我为什么不尝试再逼一下中国人呢，假如成功，那就有得牛皮可吹了。

因为巴麦尊的搁置有一个前提，即中方不再发生明显违约或出现重大外交破绽。假如有后面的情况发生，巴麦尊仍有把握说服内阁向广州出兵。于是，文翰也硬着头皮死撑。

这是一个相互顶牛的过程，文翰等着徐广缙露出破绽，徐广缙则挖空心思，想着怎样才能再将一军，以将对手完全逼退。

1849年4月1日，徐广缙通知文翰，朝廷谕旨已经到达。一直以来，文翰都在苦等这道来自京城的圣旨。文翰清楚，如果中国皇帝决定打开城门，徐广缙作为地方官员是不敢抗命的。

徐广缙大打情报战，文翰也在四处钻营。商馆的情报过于滞后，他又把手伸进总督衙门，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情报网。

徐广缙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当时起草发出的奏报及皇帝的谕旨，的确无人能够从中刺探，但是按照大清国公务制度，所有这些文件过后都要抄录副本存档，时间一长，文翰就从中找到了漏洞。他派人收买衙门内负责保存档案的低级文员，规定只要抄出副本，即给予重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先前同意英人入城的圣旨副本到了文翰手中，并已翻译出来。只不过文翰看了半天，仍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徐广缙曾多次言之凿凿地告诉他，并没有收到最新旨意，若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文翰很难排除“线人”为领赏而弄出假圣旨的嫌疑。

现在，徐广缙说圣旨到了，让他确证了自己的怀疑：如今的“线人”真不厚道啊，为了点钱，连圣旨都敢伪造。

可是这道真圣旨带给文翰的，却是一道晴天霹雳。圣旨上说了一句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