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各样的新奇作物横渡太平洋带到中国，只是当时少有人能感觉到它们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地瓜、玉米和花生，被发现能有效医治疟疾的奎宁等药用植物，以及烟草等其他适合中国土壤的作物。有些西方贸易船只带来的是美洲大陆的白银，用来购买中国的精美商品；当然也不乏船只运载着香料和稀有的药用植物，如主要用于医治痢疾的鸦片。

张岱的祖先或许是在一个世纪前，也许更早，从与西藏交界的四川往东海迁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绍兴城。当时上海市镇虽称繁荣，但还谈不上商业中心，而绍兴已是一个文化与经济的重镇。张家迁往绍兴时，正巧遇上16世纪农耕和土地所有权在地方的重大变革：人口迅速攀升，同时挖沟疏浚以开垦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农业所得下降，有鉴于此，许多在家乡属经营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的大户人家，开始往城市移动。这个阶层原先在农村还能扮演领袖，成为小农和贪得无厌的朝廷之间社会和经济冲突的缓冲；迁居城市后，他们渐渐脱离农业经营上的现实与挑战，反而一头栽进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种惬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产交给专门管理人与管家这批新的中间人管理。张家可能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因此张岱从小生活锦衣玉食，但社会责任感也相对薄弱。

结果农业税收大幅带动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风气，市镇的文化多元，以及促进绍兴等城市的规模与繁荣。庞大的财源几乎没有回流农村，去投资改善农耕技术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虽然毫无疑问，像绍兴长期依靠河道与运河运输民生物资，部分农家也因此能将农产品销往这些新兴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乡经济和生活形态的差异日扩，已成社会的发展基调。

往昔的读书人，特别是张岱大力推崇的读书人，早已看出社会弊病所在，经常冒着丢官甚至丧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