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20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就不易了，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多次举行磋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西安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蒋介石一方，这个中间人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蒋介石不肯在政治条件上签字，张、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