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到，或许皇帝真的夺取不了这些富家大户们的财富呢？因为这些富家大户可能是既又钱又有权的权贵阶层，那所谓以严党为代表的管理天下的文官集团其实也是权贵阶层的代表，这样的话，这些权贵阶层把持了国家，皇帝还能拿他们怎么样？

毕竟皇帝只是一个人，哦不，皇帝是一个人加上司礼监这帮没了根的、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奴才，但权贵阶层是高官，是富商，是大地主，他们是内阁阁员，是六部官员，是各直隶的总督，是各地方的布政使，是各个衙门的官老爷，是把持各领域商业贸易的富商，是各个地方的士绅地主，这些人如果共同分享利益，联合起来把持了国家，皇帝和司礼监又拿他们有什么办法？

但此刻刘赐没法想通这个问题，但他仍是不免想着，如何能打破这个局面？

他对整个帝国的认识仍是欠深入的，自然还无法想通这个问题，但此时已经有一个词从他的脑海里闪出来，就是：“土地”。

因为他想到，这些权贵，这些大官员，大富商，大士绅，他们把持权力最重要的武器是什么？

恐怕不是权力本身，而是土地。

只有夺取他们的土地，才能从根本上瓦解他们的权力，只有重新分配土地，才能从根本上调整这个国家的阶层。

“变法”。

这个词又从刘赐的脑海里蹦了出来，他不禁想起五百年前北宋的荆国公王安石，他背过王安石著的《三经新义》，也读过王荆公的多部书籍，他对王安石是极仰慕的。

王安石名垂千古的事迹莫过于他推动的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尽管这个变法最终失败了，但仍是让北宋国力大增，呈现出百年未有的繁荣景象。

刘赐想起王安石变法里头的种种举措，想起那著名的“均输法”、“青苗法”等变革举措，他有点恍然大悟的意味，骤然想明白，这些变法举措其实都是冲着改革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