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开展调查工作。不过李科长和张科长每天都会抽时间过来和我聊一两个小时。在这一个星期中我们所聊的主题都没有变，那主题就是围绕着“我是谁”这个问题展开的。我说我198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北考上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系的国际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政府部门工作，后来我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来后不久我就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只身来到广州，到广州后我干过几个工作，现在这段时间呆在家里。

两位科长大多时间都不插话，听我滔滔不绝，他们只是洗耳恭听的样子。张科长在听到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时，毫不掩饰脸上的向往和羡慕之情。我不停地讲，他们不厌其烦地听，很快已经从大学讲到自己的中学小学，最后不得不把诸如自己第一次上学就一下子认识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如何怀着至今没有类似的异常激动的心情戴上红领巾，还有我从小学到中学无数次带回家的奖状等等都绘声绘色地向两位科长汇报了。我的想法是，一个星期下来，不但要彻底让他们知道我是谁，还必须让他们了解我这个人一直以来是多么的纯洁，我想这肯定对他们破案有益处。他们只要是通情达理的，都会理解一个简单的常识：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犯令人发指的杀人的勾当呢？！

我是如此放松、尽情地回忆自己的过去，好多次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过去竟然如此丰富和让人感动。不过，虽然眼睛一直发酸，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却始终没有哭出来，有两次张科长还象长辈般安慰我：“想哭就哭吧，到这里来的人第一个星期很少有不哭的，你哭出来会好些的。”

第二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被正式拘留了。显然，“我是谁”的介绍毫不起作用，人家公安相信的是证据。蓉儿被解剖了，这让我有些许的安慰，死了应该有一个死了的样子，蓉儿死后还在床上摆出那样的姿势，让我心里很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