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媛媛挪过身子来，坐到他旁边，拿起他的手，冰冷的。两人不约而同靠向对方。

“那时我们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有几个老师是国家安全部从海外撤回来后被安排来教书的，我们同学中流传着他们的故事。我暗中崇拜他们，而且只要是他们的选修课，我都找时间去听。但接触久了，我开始感觉到他们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只是那并不是我喜欢的。再有，我们国际政治系也有高几届的同学分配到国家安全部门的，他们有时会回来学校。和分配到其他单位的学长相比，他们都身光衣亮，言谈举止之中透着神秘，又透出高深。特别是有些我们在大学认识的学长，本来好端端的，可是进入国家安全部门不到两年，再回到学校看我们时，我心里已经认不出他们，他们已经潜移默化，已经面目全非。那时开始，我有些害怕起来。在这种害怕的情绪下，毕业分配时，我选择了去上海外事办的志愿。”

两人挨得更紧，装在杨文峰口袋里的小盒子把两人都弄疼了，乘她不注意，杨文峰把部长交代的小盒子偷偷拿出来，换到另外一边的口袋里。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先入为主，又可能我把特务这个职业理想化了，结果是，自小立志要当特务后，就对其他职业再也没有提起过兴趣。改革开放后，一切都向钱看，职业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够赚到多少钱，对那些热门职业，我也不是没有动心甚至尝试过，可是我就是提不起劲呀！

“我还是较早一批离开国家机关下海的，而且还来到南方广州，我也知道钱这东西确实好，特别是在广州，你基本上可以买到人生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东西。于是我尝试做生意，尝试当白领，尝试考外企……说实话，我还都挺成功的，有那么一段时间，你要是看到当时的我的话，还真能看到一个满身名牌、西装革履、满嘴IT新名词的人模狗样的杨文峰。可是，由于始终对这些工作提不起劲，我都没有继续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