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当我们讨论到盲流时，我竭力在文峰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但我知道，他一定看出来了。善解人意的文峰并没有追问，这让我更加不安。目送他离开花园酒店的咖啡厅，一直到他消失在外面的人群和夜色之中，我才微微喘了口气。

他怎么突然为盲流忧心忡忡，并且在这个我最想忘记的时候提出来？莫非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呵呵，自己哪里还像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无神论者！不过与自己如此相像的人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盲流问题不能不让我忐忑不安。我不是已经答应他要和他一起关心流动人口，同他分忧解难吗？刚才还击掌为约了。

不过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恐怕一切都太晚了！

文峰不知道的是，我对盲流的情况了如指掌，我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盲流，甚至精确到万位数字；我熟知全国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并且可以准确预测出他们的流动趋势；我还掌握几乎每一个大中型城市的盲流数量以及他们的分布城区……，可是我却在离开北京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一个盲流。退休后自己走出国家安全部西苑大院，特别是到南方来之后，举目都是盲流，那时才开始亲身接触到一些盲流。他们都是充满活力的活生生的生命，那时我就开始感觉到自己人生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年是我最先提出那个提议，当时，我心里只有中华民族、祖国统一、我们的党，我心里甚至没有自己，也没有这些盲流。现在我才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可是到底是什么呢？我还有时间找出来吗？

也许一切都晚了，我当初一提出那个建议，就应该想到，是我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已经无法控制它了。这些年，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让自己忘却。

我原以为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东西多不胜数，如果我能够安心细细品味风雨一生中的辉煌和成功的话，那么我根本没有时间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失误和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