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粮食吃”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自发取经学习先进致富经验，已经扩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级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业改名改回来了）、武昌、襄阳、宛城、蓟县、下邳、襄平、济南，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经济形态。

这样的民间经济自发成长、社会分工深化，也反过来进一步反哺了“租庸调输”法的贯彻落实。

因为“租庸调输”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调”法，差距最关键就在于一个“输”字，把运输成本折入官价税赋计算体系，拼命鼓励民间自发想办法降低运输成本，给降低运输成本的人让利，扩大工商业流通。

现在每个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边、百姓都敢于连自己口粮都不亲自种了，而是卖菜后用得来的钱买粮食，这个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是日新月异，远非当年的自给自足状态可比。

朝廷的工商税收税也变得更为便利，税基征收系统也更为完善、征收成本也便于平摊下去。

因为无论从事工商的人多少，每个郡县要养活的必要工商税务系统官吏，是绝对不会少的。

要收的税多了、税基大了，对于固定征收成本的“折旧摊销”，当然是有好处的。

而缺点仅仅只是税务人员基本上没有闲下来休息的时候，得天天加班，但这都是官迷们该做的。

都千辛万苦科举考进税务系统了，说明他热爱这项事业，不该加班嘛？

交通运输和商业流通进一步强化后，另一个好处也渐渐显现出来了：以诸葛家为代表的“物流公司”，逐步开始往全国范围内扩展业务，这几年里，大汉终于出现了覆盖全国的民营物流网，成本还比朝廷的驿站系统便宜。

民营物流更擅长省钱，但覆盖率不如国营的全面、及时性也不如国营的好，这也是正常现象，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所以国营驿站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