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先筛选掉。

只要是品行一般端正、没有劣迹的人推上来，到了中央这一环节再重点考试经学。这样，道德把关只要确保候选人不是一个危险品，最终能用还是靠才学。

“不仁不孝但有才”这种选拔标准，终究只能是一时之计，不可能成为百世之法。

在这一点上，其中最后太常卿管宁的一番苦谏，着实让刘备动容：

乱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所以变法不能是只对眼下最有利的权宜之计。那些权宜之计只能以教令的形式出现，而不能以法律的形式出现。

先秦之时，奖励耕战的商鞅之法，对于秦六世余烈、攻伐六国的阶段有利，但一统天下之后，就成了尾大不掉的弊政。所以变法和教令的分野必须明晰。

君臣对取士科目形成一致之后，剩下的就是这六科分别考出来干什么、能做哪些官，同时又要考哪些内容。

按照李素和钟繇商定的设计，孝廉是最基础的科目，考取之后依然只能当候补性的郎官，没有任何实际职权，后续要看实习期的表现，才能决定授予具体的事务性官职。

但是，孝廉与其他五科也有不同，那就是考了孝廉之后，依然保留将来再报考其他科目的权利（也得你被地方上推举、再占用一个相应科目的候选名额）

只要考得好，还是可以转职为其他五科的。

也因为孝廉是基础，所以孝廉考的仍然是儒家经义。不过为了增加考试范围，李素也把后世科举的“四书”加了进来，反正他不怕考试范围太广、穷人买不起足够多书、读不了那么广的知识面。

李素对现阶段科举的要求，本来就是真心选才，选脑子最活才学最广的，不追求以此分配利益束缚人心，也就不追求“划小考试范围、让大家务于精纯，把少数几本书读精读透”。

考试的成绩判定方面，李素为了降低人们的认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