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按惯例来，这样最简单，因为我连采访都不会了。按“新闻调查”的习惯，每采访一个人，坐下来问个二三十分钟还问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闻节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话。我这儿问半天，节目根本来不及。

后来编导也没办法，写了张纸让采访对象念。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举着。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枪，然后再在那个洞上画一个靶子，效果是一样的。”

我拖着话筒线，蹭着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户外装，手里攥俩核桃，到哪儿都揉着。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车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记里写：“今天傍晚柴静完成采访回来，看见我第一句话问：‘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她不肯说。不说就不说吧。这几天，柴静的脸色活泛多了。虽然有时会悄悄地叹气。但不管什么情况，跟人说话总是神色和悦，有时还会反过来安慰别人。”

她写：“但我宁可听别人发火，也不愿意听她叹气。”

我出溜了，放弃采访，演播室也不弄了，随同事自己采，我找个人民大会堂的中心位置，对着彩旗昂首阔步录完一个串场，卸妆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来北京陪我们姐妹一阵子，我跟我爸去给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但当时在北京挂牌，发票除外，还要暂住证。我本以为办暂住证带上个照片和身份证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还需要房主的户口本。可房东住在丰台，去一趟太远。

我爸说：“算了。”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头有点倔：“那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