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会。”

对方没不高兴，反倒乐了：“我给你叠。”

我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孩子气。张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欢那种整整齐齐的理想主义朝气，也只有他能容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篇文章，写美国有个新闻人克朗凯特，小的时候刚转学到一个学校。老师问：“二乘二等于几？”“四。”他很积极，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四。”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他承认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四，夫人。’”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未果。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进津费”、“进沪费”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二〇〇七年，全国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为什么？”

他说：“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