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亲戚进精神病院，先来看看。我像个拙劣的电视剧演员，表演过火，话多且密，幸好广东人对我一口山两腔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脏得看不出颜色。怎么说呢？那个味儿。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你，出去！”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们俩都怔住了。

“没事，”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七天了。我们必须走了。但没有阿文的采访，就没有核心当事人的证明。可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她。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图书馆看到过一本旧杂志，封面都掉了，是一个女孩从背后搂着一个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一个十六岁的三陪女，她挣钱养活男朋友，穿圆点裙子，喜欢小猫，发高烧，给妈妈打电话……最后一张，是她躺在只有一张板的床上，月光照着她，她看着我。

看完这些照片，我给编辑部写信，写了一篇评论叫《生命本身并无羞耻》，说我愿意给他们无偿做记者，唯一的期望，是能和拍这些照片的摄影师赵铁林合作，很快我得到机会和他一起去拍孤独症儿童。

那时我二十二岁，老赵拿着相机在培训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我要采访的母亲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别人谈我的生活。”我呆头呆脑不知道怎么办。

老赵说：“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着他。

他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