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著名的赛驴手赵二同学。赵二在位22年，通过科举得官者将近一万人——

然而这并不是大宋的上限。

如宋真宗咸平三年，真宗亲试举人、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一年之中就录取1800多人。宋仁宗在位12年，科举13次由进士一科而得官者有4517人，诸科则有5000余人。

但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人是官！不是猪！一头猪可以杀了吃肉，但是一个官却是需要一个官位来安置的！

你以为这就完事儿了？

然而并没有。

因为这种玩法充其量只能算是加大扩招规模，终究还是正常途径的选官，就算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冗官其实也有限。

但是大宋的官家们多骚啊，除了不断的加大扩招规模之外，大宋的官家们还滥开入仕途径。

“恩荫”被大宋的官家们玩到了极致，就连皇帝郊祀的时候，官员致仕的时候或者官员去世的时候都能“恩荫”，反正只要是个理由就可以“恩荫”。

尤其是对于皇族来说，“恩荫”的门槛更是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原本大宋的规定是皇族宗室七岁授官，仁宗时改为襁褓之中即有官位。庆历七年，一年内单是皇族授官的就达1000多人。

至于其他的文武官员，则以地位高低对其家属近亲授官，甚至职位低微的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真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

如宋真宗天禧元年太尉王旦死后，皇帝就一次“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故吏授官十数人”。

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曾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意见:“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然而并没有什么鸟用，大宋的官家们该玩“恩荫”的还是接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