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我被殴打了多长时间，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宿舍的床上，天已经亮了，屋里也没有人，我浑身又酸又疼，一只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我摸了摸额头，感觉额头上的肉是翻开着的。我想抬起腿，发觉脚被铁链子拴在床头上。

“杨上迁！杨上迁！”有人喊我。

我努力睁大另一只眼睛，看到喊我的人是毕海霞。

“我的亲娘啊，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毕海霞说。

我摇了摇头。

“他们说你放火了？”毕海霞说。

“我，我没，没，没，没，”我觉得自己在流泪。

“真没放？”

“没，没，没放，”我摇着头。

“这太没人权了，他们居然还把你用链子拴起来，你又不是一条狗，我的天哪，你这额头？不行，我要送你去医院，你等一下，我去找他们去。”毕海霞说。

我点了点头。

十分钟后，毕海霞带着一个管理员来了，那个管理员把我的脚链上的锁打开。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是违法犯罪！”毕海霞说。

“赶紧带他走，别送回来了！送来，我们也不要。”管理人员不耐烦地说。

“走！”毕海霞搀扶着我起来。

打车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后，医生给我额头缝了七针。缝好后，我在走廊里等毕海霞。

过了一会，毕海霞急冲冲走过来，“七千了！记住，今天的看病费是两千块钱，算上那5000，就是七千，还没算上打车费，以后再给你细算。”

我茫然地看着她。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这不是多管闲事吗？妈的，我是吃错药了，我没救了！”毕海霞说。

我对她这顿牢骚一点都没兴趣，我肚子咕咕地叫着，“我饿了！”

“吗的，饿了？我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