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斌说。

“这么说他们都是农民工的老婆？”我说。

“大多数都是的。”崔子模说。

“农民工已经很不容易了，再上他们老婆，那岂不是更惨了？”我说。

“你不上她们，她们就没有收入，孩子就上不起学，吃不上饭，这才更惨。”黄文斌说。

“政府怎么都不管呢？”我说。

“当然管了，现在联防队每月收她们每人50块钱治安费。”崔子模说。

“既然是这样，我们每人给她们三十块钱走人吧。”我说。

“你是说不用干，直接给30块？”崔子模说。

“这农民工兄弟的老婆，我怎么能下手呢？”我说。

“也是，哎！我给30块。”黄文斌说着掏着裤兜。

“算了，你们不用给了，我给她们每人一百块吧。”我说。

“靠！起承，你真有钱。”崔子模说。

“这边有多少农村妇女干这个？”我问。

“就这个村，加上前面的桃园二村，我估计最少有三四百吧。”黄文斌说。

“这简直是屈辱的生活啊，她们干这个要是让老公和孩子知道了，那多尴尬啊！这还有什么尊严？我要有钱，我就都让她们脱贫了。”我说。

“这个社会，有钱就有尊严，没钱就没尊严，就这么简单。”黄文斌说。

我掏出钱包，给她们每个人一百块钱。

她们连连致谢。

我想对她们说以后就别干这个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们三个出了小巷，就看到发廊一条街，显然洗发香波的味道就是从这里散发出去的。

一个拖着音响的三十多岁的男子走过来，他在一家发廊的门口停住了，歪着头朝里面看着，音响里发出铿锵有力的歌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