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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九章(6 / 19)

是准了醇王的奏,将延煦“交部议处”,有了这道上谕,对左宗棠才有交代。这天夜里由许庚身衔命亲访,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则受不了孙敏汶他们多方排挤的闲气,再则亦不服老,三则一向以诸葛武侯自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尽瘁”之时,一口答应:“到福建去打法国鬼子。”

宣战诏书不但见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报》,已经全文发布,通国皆知,可是并没有激起什么同仇敌忾的义愤,只惹起清议的纷纷指责。

第一个受指责的是张荫桓。他以佐杂出身而能置身于枢要之地的总理衙门,本就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视,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颇露锋芒,因而与同官又不和睦。当然,最令卫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与李鸿章互为表里,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桧、贾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还罢了,谁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结果仍招来法军的“暗算”,马尾一仗,师船全毁。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误了辰光,趁法军援师未东来之前,毅然决战,则先下手为强,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张荫桓成了众矢之的。此外久办洋务的周家楣、李凤苞、马建忠、盛宣怀,亦无不令人切齿,意想不到的是,阎敬铭亦大受其谤,因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虽然老病侵寻,请假已久,却仍有人不放过他。

弹劾张荫桓的人很多,有一个是内阁学士徐致靖,他中进士是抄了张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却骂张荫桓是“洋厮”之后。另外一个是山东曲阜的孔宪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参张荫桓私自写信给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国如索少许赔款,不妨允许为泄漏朝旨。慈禧太后听得有人提到对法赔款,就会冒火,因而令饬总理衙门“明白回奏”。

复奏说致上海道的电信,是公同商办,并非私函。这一下使得本来就对总理大臣大半不满的慈禧太后,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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