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奏发回，这四个人的心思相同，非全力挽回此事不可。于是再上奏片，说有紧急大事，这天一定得进见面奏。

皇帝还是不见，但态度似乎缓和了，派太监传谕：“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同时把停园工的诏旨发了下来，一字无更改。

“马上送内阁发！”文祥这样告诉值班的“达拉密”，同时通知惇王等人，请先回府，晚上另外柬约，有事商谈。

这样安排好了，四个人一起到了恭王那里。

因为天意难回，文祥等人相当着急，惇、醇两王则不但同气连枝，休戚相关，而且同为皇叔，皇帝对“六叔”可以如此，对五、七两叔，当然亦可这样子无情无礼，因而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但恭王却显示出极可敬爱的涵养。这一次与同治四年，慈禧太后剥他的脸面，大不相同。那一次他确有摧肝裂胆的震动，而这一次难过的是皇帝不成材，对于他自己的遭遇，夷然不以为意，因为他觉得不能跟少不更事的侄儿皇帝，一般见识。

“总算有个结果，停园工的明旨下了，咱们算是有了交代。”他平静地说，“我一个人的荣辱，无所谓！”

当然，他也知道，皇帝这道朱谕，在他不足为辱，而且必可挽回。而别人跟他的想法不同。不为恭王自己打算，也得替大局着想，一人之下的懿亲重臣，忽然受此严谴，威信扫地，号令不行，何能再为枢廷领袖？

同时，眼前就有一个极大的不便，大久保利通在八月初一就要到京，一到便得开议，而对手则是大清皇帝所不信任的臣子，即使别人不好意思提，自己也会感到尴尬，又何能侃侃折冲，据理力争。

为此，必得请皇帝收回成命，是一致的结论，但采取怎么样的途径？却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请出两宫太后来干预，把皇帝硬压下来；一派的态度比较和缓，认为不宜操之激切，还是见了皇帝，当面苦求，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