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授翰林院掌院。

翌年三月，复又乞假归省，至二十七年四月，奔孝庄太后之丧回京，犹为礼部以“在途迁延”所劾。一官如寄，来去不定，可知处境极苦。及至三十三年正月，放顺天学政，四月即丁忧，得旨：“提督顺天学政，关系紧要，李光地特行简用，着在任守制。”

父母之丧三年，是名教中最看重的事。康熙此旨，实在是要试一试李光地究竟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真道学则必奏请解任，回籍守制，甚至拜折即行，不问允准与否，亦不算忤旨。

哪知李光地因为自复起后，居官之日少，在里之日多。如今再回乡守制三年，与朝廷脱节，将来服阕回京，人事全非，再想如现时之帝眷之隆，将不可得。因而上疏乞假九月，回里治丧。这一来滋人口实，群起而攻，《清史列传》本传：

光地疏言：“苦块余生，重荷圣恩之厚，圣知之深，敢不以残喘自效?顾虫蚁微情，乞给假治丧，住返九月。于本年十二月抵任，并日夜之力，岁科两试，可以看阅周详，报竣无误。”

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一言光地诚以君命为重，当于三年考毕之后，回籍终制。乃闻其请假九月，即使星夜奔驰，将来岁科两试，势必潦草塞责。况九月以后，亲丧未远，遂忍绛帐锦衣谈笑论文乎?一言皇上作人念殷，故暂为行权计。然在皇上不妨行权，在大臣必当守经。为光地者哀吁再三，圣意未有不俯允者，乃竟以治丧九月为请。方今王道荡平，属在武臣，尚许回籍守制，况敦诗说礼之大臣，岂可颜充位?

当日奉旨，仍如初命。于是彭鹏发难，一开头就说：“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接下来说李光地有“可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可留者无非“报亲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此已讥其功名之念重于报亲之心。不可留者十，前面五条，与沈恺曾、杨敬儒所言，大致相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