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干，囗道的一个县令，被认为办事不力，为他下令处死。那个县令大概觉得这种日子，生不如死，倒也不喊冤枉，只是听人说起成都的繁华富庶，相形之下，有如仙境，向往不已，所以临死的时候，提出要求，说只要让我到成都去见识一番，死就死，一无遗憾。唐通实现了他的愿望，派人把他送到成都去处决。

光是杀了一个县令，无济于事。数年之间，死亡枕藉而依然无功，巴蜀数郡的老百姓，这时可忍不住了，到长安去告了他一状。

武帝当然很生气，不过后通的计划是经过他批准的，而且开边是他既定的方针，所不满的只是唐通执行的不善。为了平息民愤，取得巴蜀地方上的支持，他必须对唐通有所谴责，作为对巴蜀人民的抚慰。

于是他开始物色使者。照文帝以来的传统，类此宣达王命的任务，多派郎官担任。环顾侍从之臣，顺理成章地选中了司马相如，因为他是成都人，并且有个豪富的岳父，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司马相如充分了解武帝的意旨，仍旧是支持唐通的，只是唐通的以军法从事，未免鲁莽，这决不可作为天子的意思。所以一到蜀中，首先为武帝解释，巩固了领导中心，才有强力推行国策的可能。地方父老对中央还是服从的，加以司马相如的乡谊，所以表示了很合作的态度。

除成都及囗道附近以外，远处不便亲自宣慰。司马相如便做了一篇“告巴蜀檄”，申明人臣之道，以及天子存抚天下的至意。要求地方上职司教育的“三老”，开导子弟。这篇檄文，与汪洋瑰丽的赋来比较，笔调不同，但义正词严，确是经世之作。

司马相如此行，在武帝来看，十分可嘉。不但巴蜀民愤平息，而且进一步又征发了许多人，在唐通指挥之下，继续未竟的工程。至于司马相如本人，在跟唐通深谈，并经过多方考察以后，也激发了雄心壮志，愿步唐通的后尘，为国家开疆拓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