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母亲的话，再想到他自己到了长安的一切行为，他觉得对得起父亲，却对不起母亲，母亲所叮嘱的“不可陷溺在娼家”和“多写家信”，他都没有做到。

自到长安，他只写过一封信回家，那还是住在布政坊时候的事。以后连私试得意李姥叫他写个泥金帖子报捷，他都懒得动笔，这说来实在太荒唐了。

于是，他怀着补过的心情，从行囊中抽出笔砚笺纸，在灯下写下一封平安家书。除了倾陈孺慕之意以外，关于他自己的生活起居，尽拣堂上两老爱听的话往上写，住在鸣珂曲，是为了跟韦庆度朝夕过从，便于切磋；洛阳之游，是为了访友请益。“阿娃”两字，自然绝口不提，甚至平康风光，亦无一字道及，仿佛他自来长安就下帷读书，目不窥园似的。

一面写，他一面不住在心里喊着：“惭愧、惭愧!”只有写到两次私试，高中状头，他才消减内心的咎歉，觉得是惟一可以告慰双亲的一件事。

写完信，封好，他随手交给还在廊下侍候的贾兴，叮嘱他回到长安，托秦赤儿转请兵部的驿递，顺便寄回常州。

时过午夜，阿娃一觉醒来，看见郑徽还在灯下独坐，便低声问说：“你还不睡；什么时候了?”

“开元二十九年了!”他伸了个懒腰答道。

“又是一年!”阿娃感叹地说了一句，忽然又兴奋地说：“今年这一年，该是你一生最得意的一年。”

是的!郑徽心想，今年这一年，入闱、放榜、一举成名；然后吏部“释褐”试，一官荣身，携着阿娃一起赴任，从此双宿双飞，尽是快乐的日子。

因此，他也兴奋了。“阿娃，”他坐在她床前说：“一回到家，就把别院收拾出来，我一个人搬过去住；还有二十天的工夫，我要把书好好理一理。”

“好!”阿娃深深点头，“一回家就这么办。”

年初四中午回到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