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以杂文的诗赋，为及第的关键，但策问毕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真知实学，所以真正有抱负的举子，都愿意在这一场考试中，一逞雄才。

照例，进士试策问五道，所问的不外乎纯理论的“经义”，考问史实的“征事”，批判现实政治的“时务”，或者发抒政治理想的“方略”。这天，主司于玄之所出的五道题，两道属于经义，三道属于时务。郑徽平日做学问，在经史之间，倾心于后者，对于经——“大经”的《礼记》、《春秋》、《左传》，“中经”的《诗》、《周礼》、《仪礼》，“小经”的《易》、《尚书》、《公羊》、《谷梁》，因为与性格不相近，并无深刻的研究，所以那两道经义题，只是敷衍成篇，并不出色。

在时务题上，他稍微想一想，便觉得大可发挥。三道时务题，一道问“治道”，一道问“民生疾苦”，一道问“税法”。郑徽的父亲，在常州是勤求民隐的好官，他耳濡目染，对于民生疾苦，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他又生长在东南财赋之区，徭役地税，素来熟悉；江淮出盐，扬州则是海内第一个商业中心，所以对于盐税、关税的征收情形，也很清楚。这样，“民生疾苦”和“税法”两策，在他便毫无困难了。

困难的是“治道”一问，这题目太大了，该从何说起呢?

他想起“徒法无以自行”这句名言，从而掌握了“得人则治”这四个字，作为立论的主旨，这个“人”，自然该是宰相。

自贞观以来，唐朝建立了一个传统，相权极重，皇帝的命，不经宰相的同意，不但无效，而且无法执行。所以宰相贤能，则天下大治，这有历史可以证明：太宗朝没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以及长孙无忌、诸遂良等等，不可能有贞观之治；本朝没有姚崇、卢怀慎、宋、韩休、张九龄等等，亦不可能有开元之治。

然而自开元二十四年起，远声色、绝贷利，能够极力规谏皇帝的张九龄，被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