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严重的交涉”，就是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个确实的答复，日、汪合作谋求和平，到底采取什么方式？

事实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样的疑问。因为汪精卫的话很漂亮，他跟影佐祯昭说：他不离开重庆，无法发表公然主张和平的”艳电”。至于”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企图使重庆转变方向。”他这些论调，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过汪系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都在香港，陈公博以醇酒妇人寄托内心的苦闷；顾孟余自始不闻不问，但据说暗中坚决反对汪精卫的言论，在香港、重庆还有这样一个传闻：艳电是林柏生与梅思平擅自发表的。顾孟余将林柏生找了去，严词诘质；说到激动之处，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照此看来，汪精卫即会想有进一步的行动，亦必然有所顾忌。

可是，陈璧君的行踪却很可疑，频频于河内香港之间，表面上仿佛是为了来向陈公博劝驾；骨子里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触频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热衷于实际行动的。

介乎行动与非行动之间的高宗武，态度亦很微妙；最初他只是同意影佐祯昭的一个与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应该避免演变为”反蒋行动”；到后来慢慢有迹象发现，”高宗武路线”的中心不是汪精卫，想由汪过渡，最后促成由蒋委员长出面来主持和平。

因为有如此纷起的意见在，日本军部越发觉得等待是比较最聪明的办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与已正式组成”梅机关”，负责对华中特务活动的影佐祯昭，虽一直在交涉，却始终并无确切的答复。

平时谷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内之行，送去了汪精卫及随行人员的护照；汪精卫表示决定赴欧洲。但陈璧君与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动，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