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实在有限，只有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项致庄改编李明扬旧部，并合并一些杂牌部队，整训的两个”军”。这些部队为日军司令部以”分防”为名，拆散了单摆浮搁，不但缺乏集训的机会，而且大部分为共军所包围。

此外还有三个”警卫师”，第一师留守南京；二三两师，亦是分防各处，待遇微薄，开小差的很多。陈公博经过多次”参谋会议”以后，决定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在这个区域内部署防共的军事措施。首先将江苏、浙江、苏北诸地区的”地方长官”一律换作军人，江苏是任援道，浙江是项致庄，苏北是孙良诚。

就在命令发表的那天，陈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个”高级将领会议”，陈公博在报告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以后，慷慨陈词：“日本不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日本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

接着，陈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计划：第一、孙良诚在河南的部队，带致苏北；第二、项致庄在苏北所训练的3个师，调浙江，因为浙江只有”第一方面军所派的一个师；第三、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第四、上海由周佛海的”税警团”和”保安队”负责；第五、将3个”警卫师”集中南京，由陈公博亲自指挥，清剿茅山的共军和土匪，打破中共的”三山一湖”计划，同时防备共军渡江。

在汪政府中人看，小矶内阁出现，阻遏了少壮军人左倾现象，是件可喜的事；但特派参谋次长柴山到南京，带来东京直接向重庆谋和的5条件，则不免有秋扇捐弃的悲哀。陈公博的下意识中也有这样的情绪；但为理智所掩遮了。因此，当讨论继承”国府主席”人选时，虽然他被认作”责无旁贷”，但却一直说是”佛海比我适当”。因为他有个想法，如果东京跟重庆谈判成功，南京的”国民政府”不如自己先解散；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这一天，论公，以非”主席”的地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