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末，我答复舒先生，关于我方的条件，希望下一次，也就是1月10日见面时，能够提交贵方。但希望那一天，舒先生同样也有很具体的答复给我。”

当下在相当融洽的气氛中分手。郑士杰回去报告经过，大家都认为颇有收获；同时根据各种情势研判，认为采取”高姿势”，效果将会更好。

所谓采取”高姿势”，不独指坚持强硬的立场，而且也不妨出以傲慢的态度，因为日本军人的性格中，包含着一种变质的武士道精神，吃硬不吃软，叱斥往往比情商来得有效果。

因此，透过中间人很快地给了铃木答复：近卫声明说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是一侮辱；所以日本方面的要求，不但无理，而且无礼。

如果日本政府能正式发布声明，不承认现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以外的任何伪政权；那末，中国政府将会作出有利的反应。

这当然是日本军部所办不到的事。本来影佐祯昭策动汪精卫从抗战阵营脱逃，只是利用他来作一个鼓吹和平的喇叭，根本就没有扶植他另组”政权”的打算。但由于周佛海的大肆活动，现在有弄假成真的模样，以致日本军部颇为矛盾，一方面感到在人情上不能不支持汪精卫；一方面又觉得汪精卫的”组府”，可以构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因而在举岂不定的状况中，形成听其自然的情势。

但由于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组府”一事，认为是日本有无求和诚意的一个考验，那就不能不稍作抑制；于是今井与影佐密商决定，今井仍按约定日期到香港密晤”舒先生”；而影响佐对汪精卫方面所提出的”还都”的条件，如国旗问题、承认问题，设法拖延不作解决，同时在侧面鼓励汪精卫、周佛海向重庆表达全面和平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高陶事件”明朗化了；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汪、日密约原件，及高、陶关于汪、日勾结的说明，不但对汪系要角，就是对影佐及他的”梅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