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经略使，户部尚书林杞出为利州路经略使，刑部尚书王庶出为成都路经略使，吏部侍郎吕祉出为江西路经略使。

至于其余种种补缺，也都纷纷如潮。

只能说，一系列的人事调度，足以惊破朝堂，咋一看，还以为素来讲究朝堂稳定的赵官家要搞事了呢。

但实际上，只要仔细一看就会明白，无外乎就是借着西北整合与梁扬祖荣休的机会，将之前表现合格或者出色的内外大员，进行内外互换而已。

这种互换不要说跟绍宋之变相提并论，便是和尧山后那一轮调整相比，似乎也还要弱一些，因为彼时是直接在宰执层面进行调整的，而这一次，为了保持朝堂政策的一贯性，也是对宰执们之前几年出色执政表现的回应，朝中四位宰执，长安与东南两个使相，却根本没有动弹。

不过，同样一个举动，从高层角度来看，固然表明了赵官家没有大刀阔斧之意，可在另一些人看来，却还是从从一个角度产生了某种误判。

就在赵官家在长安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之际，忽然间，有一个此番立下许多苦劳，转为湟州知州的官员，乃是有过从军进士履历，又做过京官的，还随胡闳休走了一趟西域的，唤做梁嘉颖的人，直接上书，建言赵官家不要再回东京，而是留在长安，就此迁都不走！

理由当然充足，平复西夏、扫荡西北以后，整个关西变得彻底安定，而且兴灵产粮区的回归、西域与河套商道的打通，也会大大刺激长安的复兴，而诸如关中地形这些常规说法，更是不用多问，那可是经过上千年考验的。

除此之外，这封奏疏还提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从尧山到此番西北乱战，已经证实了帅臣岳鹏举与吏部侍郎吕祉共同观点的正确****平灭女真，须高屋建瓴，扫荡关西，然后出河东，据太行，居高临下，方能全取河北、进逼燕云。

既如此，不如官家就留在关中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