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来看算是北方，从中原来看算是东南，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想象中的严重抗拒行为。

这不仅仅是因为王贵所驻扎的无为军就在江淮之间，也有所谓京口瓜洲一水间，一江之隔的江南诸事两淮上下全程目睹，早有心理准备的缘故。

除此之外，两淮到底距离东京还是比较近的，素来在政治上服从中枢，也属于朝廷核心统治区域，便是两淮路的使臣、扬州、寿州、亳州、庐州这种大州府的亲民官也多是朝廷宰执或是赵官家直接委任的心腹，所以执行起来异常得力。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日淮上是切身感受到了靖康战乱波及的，淮北是有流离之态的，淮南也合力支援过淮上作战……而且，淮西、淮东俱为昔日朝廷御营屯兵所在，韩世忠和张俊当日在赵官家驻跸南阳时的官职分别便是淮西制置使和淮东制置使……一开始两淮士民便从骨子里明白朝廷的权威和御营大军的强力。

何况，在新政之前，还有御营扩军筹备北伐的示意呢？

这种情况下，两淮那里敢真得闹对抗？

但是，正所谓物极必反。

两淮固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抗行径，却反而有些做的过火，尤其是淮西，多有当地官吏滋扰、乃至于借机盘剥地方大户的情形……而这种情形，随着两淮组建起了公阁后，却又迅速引起反弹，地方形势户们以公阁为组织形式，联络监察御史，乃至于直接上告东京，将矛头对准了地方官府。

双方一时间不可开交，烂账一堆。

只能说，当日刘大中一语中的，两淮这里已经开始有了形势户借公阁与官府相争的局面。

长久下去，怕是要形成结构性的问题。

与之相比，江南西路那边就干脆多了。

彭蠡泽（后世鄱阳湖）那里，直接有身兼巫道、豪强、水匪的人物联络造反，诈称钟相、杨么，自封齐天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