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是在面向社会、科学和产业所面临的中长期重大战略性科研项目的运作模式上。”

老人若有所思道：“比如？”

陆舟：“比如亥姆霍兹联合会的pof经费资助模式，比如马普学会开放式的企业与研发机构合作网络，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有助于提高一个研究体系的科研成果转化率的。而科研成果转化率，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华国在科研上的投资绝对不弱，甚至按照oecd的购买力平价数值计算，排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然而，与庞大的资金投入相对的是，华国研究机构在科研成果转化率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却是显得差强人意了点。

按理来说，这是不应该的。

毕竟在科研经费的资源配置上，华国历来有着偏向工科的传统。比起理科的研究，更倾向于给工科的项目撒钱。

科研成果转化率的问题只是其一，还有关于科研效率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如果想保证技术的优势，光是在起跑线上领先是不够的。

技术优势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比起可控聚变的研究本身，陆舟更希望通过这个大型科研工程，能够留下来一些除了成果本身之外的东西。

就好像曼哈顿计划给美国带来的不只是原子弹本身，还有更为宝贵的阿贡、布鲁克海文等一系列在中长期科研项目上实力强劲的国家实验室一样。

对于他个人而言，这多少也会让他的研究轻松一些。

“对于德国人的经验，我们没必要全盘借鉴，但对于好的部分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过来。”

“比如我们可以基于star-2示范堆工程留下来的产研合作经验，参考马普学会以及亥姆霍兹联合会的运作模式，将这个庞大的科研组织转型成一个连接企业与研究机构的窗口。”

“通过这个产研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