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敦煌莫高窟历经千年的兴建，洞内由王公贵族和和地方豪门大族主持修建的塑像和壁画有千多个洞窟，精美的雕塑和壁画，当得上国之瑰宝。

而在清政府对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置若罔闻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国的文物贩子蜂拥而至。

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从王道士手里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

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银五百两从王道士手里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

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

等等等等，罄竹难书。

保护敦煌不利的王道士被骂作千古罪人，晚年精神扮演，遭人唾骂至今。可是，时代大潮之下，这是王道士一人之罪过？

是非功过，任人评说。

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