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真要说起来，恐怕还得我代表芙蓉县，向你表示歉意才对。”朱代东请他进来，又把周湖介绍给了刘敏。

对周湖，刘敏也听说过，听说原来的县纪委书记孟莘田，就是因为在这件事上，反应速度不够快，态度不够明朗，使得朱代东最后下定决心把他调离。而随后的公安局长张书军，以及公安局一大批中层干部，也都是因为这个周湖在太阳雨闹的那件事，不是被撤职，就是被起诉。

“我就不进去了，我们老板让我转告你，香港有一个黑社会团伙，最近非常猖獗，这几天来的企业家有一部分就是他们绑架的目标，希望你们也能注意些。”周湖提醒道。

“谢谢你，也谢谢李董事长，但我相信深圳的警方，他们有能力维持这里的治安。”朱代东坚定的说，香港这么多富豪，竟然被几名黑社会分子搞得人心惶惶，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内地，恐怕早就重拳出击，让他们粉骨碎身了。

朱代东其实是对香港法律的一种误解，他更加习惯于内地的法律。在中国，除了历史上几个有数的朝代中的某一种特定的时期外，其外大部分时间，都是“人治”而非“法治”。

特别是到了近代的中国，和最近的一段时间，人治的痕迹越来越明显，虽然文件上都说要建立法制健全，可是在实际的操作上，都会将主观因素带入到实际的操作当中。国内的法制健全，还停留在口号和文件里。

但香港则不然，法制比较健全，一切都按照法律来办事。如果你能合理的利用法律，哪怕你犯下滔天罪行，民众也只能在心里痛恨你，警察更是对你束手无策。去年发生的那宗绑架案就是这样的，虽然绑匪勒索了超过十亿港币的赎金，可因为当事人没有报案，哪怕警方能抓到犯罪分子，也是定不了他的罪。

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恐怕警察早就找上了门，不管你报案还是没报案，领导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