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明创造应用在生产上，而专利法则鼓励各种技术革新；但是官府的思路和他们完全不同，财政收入固然重要，但如果技术革新会导致既得利益者受损，或是影响社会稳定和官府控制力的话，官府就不会推广。历朝对晒盐法的打击就是一个例子，只有在官府控制力下降的时候，新技术才有机会推广，而一旦官府控制力恢复，比如清朝入关后，马上就会开始打压技术革新以保证官府的垄断利润。

除此以外，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比如在邓名的前世，除了漕运总督衙门竭力反对海运外，道光皇帝也担忧这会造成漕工大量失业，又闹出一个红巾起义来。实际上四川专利法推行以来也有同样的问题，木盘晒盐导致对煮盐工的需求下降，而如果水力锯木得以普及，那大量原来的锯木工就会失业。在邓名的前世，技术革新甚至导致了英国工人的捣毁机器运动，而英国政斧选择了能够为国家提供更多税金的商人集团，武力镇压工人对机器的破坏。

幸好现在四川不存在这个问题，到处都是可怕的雇工荒，新兴的商行迫切希望邓名发动战争获得人口，本地的工人就算失去原先的工作，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新的工作。

“要是现在四川有几百、上千万的劳力，可能这些技术还推广不开。”邓名知道技术革命的早期，机器的成本一点儿也不低，生产效率说不定比熟练工人还要低得多，而只关心利润的商行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不难猜到。但现在邓名面对的情况完全不同，商行挖空心思地搜罗雇工，任何能让一个雇工干出原先几个雇工活的发明创造都是受到他们热烈欢迎的。机器和熟练工人的矛盾被缓和了，而且四川实际上也没有多少熟练工，人力紧缺甚至还让邓名让女人出来劳动的提议得到了普遍的拥护，所有有钱的老板都自发地替邓名宣传这项政策。

第二天，邓名又和袁象讨论了一番专利法的问题，强调一定要保证技术发明人能够受益。袁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