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丝毫说不过去之处。

任堂的观点和理论完全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邓名本来是非常难以反驳的，幸运的是邓名不是当今天子而只是文安之任命的四川提督——如果邓名拥有皇帝或监国身份，所有的军官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堂那套——但眼下的情况导致明军有一些思想混乱，给邓名进行渗透的机会。

邓名坚称成都政权、四川明军、盐商、百姓都是永历皇帝所有，既然任堂无法反驳这一论点，那么邓名自然就没有居中赏罚予夺的合法姓。邓名不拥有这个权利，四川明军处于感情问题又不愿意把这个权利交给永历皇帝，有人就开始接受邓名提出的那个模糊的成都（国家）概念。

就这样，利用天子弃国威信大减这个机会，还有事实上的军阀自立这个事实，邓名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在军队原本坚固无比的思想堡垒上撬出一道细细的缝隙，渗透了一些否认“朕即国家”的思想进去。

在晃动了一下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后，邓名总算在全军掀起了几次如何合理分配战争红利的大讨论，官兵也没有再众口一词地表示“听提督安排”，而是开始尝试思考这个问题，与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

反馈上来的分配方案千奇百怪，之前军人完全不需要去思考利益分配这个问题，他们在初次接触到这个问题时自然显得十分幼稚，各种异想天开的方案纷纷出笼。不过邓名本来也不指望他们能拿出什么高明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就算不明所以，至少也会听说过所得税、累进税制、社会保险这些名词。

邓名要的就是这些军人开始思考社会财富分配，只要他们不再把君王拥有一切、分配一切视为理所应当就好，这样的军人就会距离标准的天子之兵越来越远，距离帝[***]人越来越近。

在明军进行着继续前进的准备时，邓名再次约见了周培公，后者现在已经是武昌众多利益集团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