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收获的时候，粮价跌到每石五十元、四十元，甚至十元、五元的地步。”秦修采以为邓名听不懂，就给他解释起来。这种粮价暴跌现象其实是常见现象，谷贵伤农、谷贱亦伤农。每当收获以后农民就要缴纳赋税，在这个时候，粮商和官府往往就会合伙极力压低粮价，农民不得不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大量的粮食来换取足够的白银。有时因为官府的逼迫，农民不得不把口粮和种子粮都贱卖出去；等到缴纳赋税之后，粮价就会直线上升，为了活命农民又要去借高利贷，用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把贱卖出去的粮食再购买回来。

现在成都府还没有粮商，刘晋戈做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也不知道这种官府的敛财手段。不过并不是每个百姓都对这种手法一无所知，在看到欠条的价格不断上涨后，就有人感觉听到警钟敲响了。

“如果收实物作为赋税，政斧就要逼着百姓多缴耗损，有时甚至会高出正税的数倍；改为白银缴纳后，除了损耗还要加上高买贱卖，老百姓真是没有活路啊。”邓名听得连连摇头。

秦修采告诉他，在大明和满清的治下，当官府和粮商熟练地勾结在一起后，粮价的波动高达十数倍是正常现象。只有超过百倍，导致百姓卖儿鬻女也活不下去时，官府才会出面平抑物价，让各个利益集团适可而止。

如果熊兰建议的这个义仓建立起来的话，成都粮价涨跌的最大幅度就会被限制在三分之一左右。若是这个制度能够维持百年的话，那在任何朝代，都将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标榜青史的德政了。

“现在都府连一家粮商都没有，若是提督现在下达这个命令，不会有任何人反对。”秦修采察言观色，觉得邓名似乎已经动心要同意了：“而且以八十元买进，以一百二十元卖出，盈利虽然有限，但也能维持仓库、人手所用，不但不用向知府衙门讨要薪俸，甚至还能反哺藩库。再者，也能为官府储备一批粮食，无论是遇上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