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修采并不是第一个跑来渝城向邓名诉苦的，不久前于佑明联合其他浙江将领已经派人跟着空船返回，狠狠告了刘晋戈一状，同时也说了不少熊兰的坏话。当时邓名正在忙于寻找战机，准备追击撤退的李国英，因此没有时间安抚浙江派，还问他们为何不向提刑衙门申诉。

这个答案当然不能让浙江派满意，使者们委屈地指出，袁象和刘晋戈是刎颈之交——听说当初刘晋戈在东川府负伤，正是袁象照顾了他一路，称得上是前者的救命恩人。

“这就是我让刘晋戈办事，而让袁象负责提刑的原因！如果反过来的话，无论袁象干得是不是天怒人怨，刘晋戈都会装看不见。”邓名在心里说道，不过这句话万万不能从自己嘴中吐露出来，只能好言安慰这些使者一番，称袁象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品德高尚、主持正义，让他们先设法去与提刑衙门沟通，如果等邓名回到成都时还没有解决问题，他当然会亲自过问。

等见到秦修采后，邓名才感觉到成都的问题比他想象得严重。成都百废待兴，对各种工具、器械的需求旺盛，只是因为百姓极端贫困所以工商业才持续萎靡。邓名设计出欠条来替代货币，也有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意图。据邓名的理解，信用货币和银行都是在用明天的繁荣为保证，以渡过今天的难关——创造出明天的繁荣景象。

得知刘晋戈多收了很多粮食，邓名在最初生气过后，很快就发现刘晋戈反倒是创造了一个良机，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广纸币——如果没有刘晋戈的擅自征税，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说服百姓用粮食交换欠条——从这点上来说，刘晋戈倒是纸币改革的大功臣。

离开成都前，成都的工商业已经因为货币的刺激而出现发展的苗头，邓名当然不愿意这个情况被逆转。信用货币是用未来的繁荣为抵押的，这笔欠账不但要还，更要付利息，如果未来没有繁荣，这么一大笔债是没法还上的，工商业也会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