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将有极大的改观，来自北方的战争威胁，可以说是不存在了。国内的政治思想，将是新阶段，我们要解决的重点。”南教授做着简单的分析，语速不急不缓，道：“首先，全面西化不可取，戈尔巴乔夫的那一套，只能做反面教材。适度的紧缩，暂缓国际世界的交流，我觉得是可行的方案。”

“适度收缩？”周老不置可否。在改革开放期间，略作收缩的思想是不停出现的，苏联的问题，确实激起了很多人的担忧。

是否继续改革开放，在1991年末，1992年初，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南教授的意见，几乎可以说是暂缓了。

应该说，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确教给了中国许多东西。首先是十月革命的经验，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率，接着又是建国以后的援建，以及相关产业的扶持。同样的，90年代的苏联解体，对中国来说，也是一堂不可磨灭的教程。堂堂世界两极之一，竟然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连聚合残渣都做不到。

戈尔巴乔的策略，天真的像是内奸一样。

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假如破口大骂的话，一定会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不过，经过了五次反围剿和遵义会议的中国，也老早就从苏联老大哥身上学到了外国专家的不靠谱。邀请美国人来设计本国的财政改革，这种事儿，中国注定是不会做的。

焦国平就发言道：“我不担心中国会重蹈苏联的负责，我担心的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我认为，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保证改革开放的延续性，最好是能够给予国内明确的信号。至于国外，我认为静观其变就行了。”

他的最后一句话，稍稍有些针对苏城。因为“私掠证”并不是什么秘密工作，它的对外宣传是帮助苏联恢复经济，焦国平的意见，很有可能使之发生变数。

好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