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

明军的反攻凌厉难敌，满兵败于衡阳，绿旗清军则是一触即溃，甚至闻风而逃。清廷异常震恐，挡不住明军的攻势，便追究地方军政大员失土的责任。又是圣旨连下，一边虚声恐吓，一边政治利诱。

同时，清廷也意识到“武昌重地，不可不予为防守”，急命都统觉罗朱满领兵速往武昌，“保固地方”。倘敌军众多，不得轻战；如敌军不来，可于武昌以南，选“水路要地驻防”。清廷又恐调兵不及，急令在南昌的都统穆占率军转赴武昌，先行抵挡敌军攻势。

接着，清廷进行了一系列的紧急调动，分遣各方面军，任命各方面军的统帅——将军，迅速进入各自的战区，诸如武昌、荆州、彝陵、郧阳、襄阳、汉中、西安、京口、江宁、安庆、山东与河南等要地。这些战略据点，凭借长江天险，将以荆州为中心，重点布列在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交错，形成了一道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此时，清廷终于意识到只动用满洲八旗和汉军绿旗兵，已经兵力不敷，不得不征调蒙古各旗部队。先调察哈尔护军骁骑一半兵力，从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调距离北京稍近的科尔沁十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腾一旗、归化城十旗，共出兵万人。

其中抽出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固山贝子准达率往荆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多罗贝勒尚善等率往武昌。清廷限定，蒙古兵于二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时，命科尔沁部辅国公图纳黑、杜尔伯特台吉温布赴荆州听用，巴林部贝子温春、台吉格勒尔图赴武昌。

事实上。清廷的遥控指挥和调兵遣将已经晚了。常德、长沙“扼湖湘之险，当水陆之冲”，为明军所占后，“全楚之势”都转到了明军方面，想要扭转，谈何容易？

而且。明军在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