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镇邦拥兵自雄，文安之“知其才”，亲临山高林密的白溢寨（今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境内）。晓以大义，多方斡旋，因势利导，使其“挈众来归”。又至土司田氏处，温言抚慰，谈诗论文，缓和了田氏与十三家的仇怨。

及至西南兵败，文安之听到滇土尽失，西南边陲易帜。永历逃入缅甸的消息后，沉痛地感到“收蜀以迎跸”的愿望断难实现，忧愤致病，“薨于军中”。

容美土司田甘霖得知其殉难后，饱含悲痛写下了《哭文相国时困巴东作》：炎海瘴江几度深，君恩未报却相侵。经论漫措擎天手，慷慨孤悬夹目心。虎豹重关何处觅，啸吟多句独堪钦！可怜杜宇春来恨。啼向愁人泪满襟。表达了对友人的崇敬与同情，同时也倾诉了自己的家国之痛。

文安之是有明自天启迄永历的“历朝人望”。这无庸讳言。作为南明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他同抗清农民军首领在“扶明”与“联明”的wenti上，无疑存有分歧观念。但他的独到之处是在民族矛盾上升时期悉心鉴衡，能与农民军求同存异，并能联合这些武装坚持抗清斗争，足以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文安之说过：“予惟旧史。得纪新勋”，要以“立德、立言、立功”来自勉。他在高度爱国热忱的支配下，能够体察民意，见危受命，身居抗清第一线。与农民军风雨同舟达十余年之久，虽屡受挫折而矢志不移，近于垂垂暮年而壮心不已，为恢复河山鞠躬尽瘁，为实践“三立”的诺言直到以身殉职，的确无愧为南明的有勋之臣。

由于文安之的卓然工作，很多土家族的头renmen尊称文安之为“文国相”，并乐意筹办军饷。同时，文安之也帮助农民军克服了流寇主义，惨淡经营之下，能以贫瘠的巴巫山区作为抗清根据地，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固然是农民军艰苦奋战的结果，但与文安之的精心调度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