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量着眼前这个大胡子老外。嘿，这家伙还穿着儒服。

“我是利玛窦‘合儒超儒’的追随者。”保罗拱了拱手，让朱永兴觉得很滑稽，“我来到中国已经有二十一年，对经史伦理潜心研究过。”

初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象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

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比如徐光启、孙元化等，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

但随着利玛窦去世，狂热的传教士占了上风，认为利玛窦等人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明末的“南京教案”便是狂热派与中国禁教派爆发矛盾的一次冲突，使教会遭到了损失和限制。

“入乡随俗是应有之义。”朱永兴拿出了自己对天主教的意见，为了得到自己需要的，又摒弃糟粕，他还是下了些工夫的，“中国余外还有别样之理，毫无异端，或与异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齐家治国之道，亦可遵行。既为吾国之民，纵是教徒，亦当支持政府，参加政府支持的任何组织及其活动……”

“中国的伟大是举世无双的，当然这是在没被鞑靼人占领之前，缺陷是还没有沐浴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保罗已经快五十岁了，清兵入关前便在南方传教，他见到的多是江南的繁华，而不了解北方的贫苦，当繁华被战火毁掉之后，他对清廷并没有什么好感，“而且，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这是很令人感到不解的。殿下所说的这些要求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在措辞上似乎要做修改，以免教廷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