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他走过来时，他后悔了。他还能为婉喻和孩子做点什么？也许写一张离婚协议书？

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我祖父寄来的离婚协议书时心脏差点停跳。协议书上有劳改农场第九分场邓玉辉副政委的签字，还盖了分场的公章。什么事都给我祖母办妥了，只差她的签名。那是上海1965年7月，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关于离婚的理由，他一个字都没有提。

婉喻读完那封信就一直坐在椅子上。一直以来她是抱着希望的，不管它多渺茫。这一张公文来了，她一签字，希望不再渺茫，因为不再有希望。子烨已经跟母亲谈了很久；不是谈，是上课。外面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哪一场运动都要点到监狱里的老“无期”。老头子早就该识相点，提出离婚了。子烨讲着讲着就迁怒到母亲，说母亲也该多为孩子们想点，在老头子被捉进去时就该跟他离婚。婉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珏跟哥哥吵起来她都没有动。“我现在就签字。”婉喻说。

婉喻就像服毒一样心一硬，一笔而成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手被泪水洗得湿淋淋的，马上花了“婉喻”二字。第二天，那只装着离婚协议书的信封被投递了出去。信封到达我祖父手里时，他拆开一看，除了协议书，还有一张信纸。婉喻在那封信里也写了她最后的关照：身体保重好，将来看见的时候不至于太不敢认……

我祖父是1979年冬天回到上海的。此时，我祖母的失忆症已经恶化，她悄悄问女儿：伊是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