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天庙更深地介入到华土争端中，也逼得吕宋当局不得不降低明融暗逼土人的力度，吕宋华人被这大义名声限制，也不得不自缚手脚，土人在天庙的努力下，也渐渐降低了斗争烈度。看起来，刘墉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实现。

可这仅仅只是开始……

华人越来越多，加之勤劳，无业不作。而土人虽不断融入华人，但不愿融入的也越来越顽固保守。这些土人地位低下，生活艰难，对华人恨意更盛。而因刘墉之名，华人基于仁人大义对土人的忍让，他们又认为是华人畏惧自己的力量，斗志更为坚定。华土冲突虽不再那么广泛，烈度却不断上升。

十年下来，对刘墉的评价就成了华土矛盾的一条基准线。赞同并敬佩刘墉的人，不论华土，都成了温和派。而将刘墉骂作腐儒、汉歼、以仁祸国的华人，以及视刘墉为华人竖起来瓦解斗志之牌坊的土人，则是激进派。土人激进者出没密林，成了“[***]游击队”，而华人激进者则自组各类武装会社，暗中剿杀土人，被总称为“三杀党”（有害华人之行的土人，杀！有害华人之心的土人，杀！乃至所有土人，杀！）。

十年后，宰相选人票从吕宋省下落于县，适逢此时，族争血脉论和大同新义相继从北面传来，成为土人抗争华人的最新理论武器。吕宋华土矛盾再度激化，而当局的政策却因仁人大义而始终犹豫不定，只以糊墙为主。

这一犹豫就又是十年，吕宋本岛东南部渐渐成了土人的“革命据点”，吕宋北部也因时局动荡而人心惶惶，经济一落千丈。而英华战略重点又集中在了亚非之交，正为苏伊士运河而竭尽全力，当局不得不痛下决心，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吕宋问题。

此时人人平等之势越来越入人心，国中“清流”之势大盛，刘墉的形象愈加高大。以杀戮解决问题的政策难以摆上台面，最终争论下来的结果是，既然难以相处，就别待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