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数斩了。”

鳌拜干脆的应道：“嗻！”

皇太极又回头望着大政殿的殿顶，嘴唇轻轻动了几下，调头大步而去……

辽东烽烟处处，后金的春耕再次被影响，各旗甲兵背着自己家中的所欲不多行粮出发，全然没有了往年出征时候的那种跃跃欲试。比登州镇进攻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物价一直居高不下，辽东去年大旱秋粮歉收，但旗税却越来越重，有不少家的包衣还被抽调走去参加汉军。

经过登州镇几次消耗和去年秋收前的粮价暴涨洗礼，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汉人包衣大批死亡，去年九月间沈阳每曰运尸体出城的牛车多达数百辆，还造成了小范围的疫病，后金对基层的控制十分严密，各牛录人口流动需要拨什库以上带队，皇太极还曾经专门下旨，规定了贵族患病时不可立即探视，必须隔上几曰都说得很清楚，使得疫病没有在沈阳蔓延。沈阳已经如此，辽东乡间的情况更加严重，死亡人数早已无法统计，分吃包衣人肉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仿佛又回到了天启七年大饥荒的时候。

这样一场饥荒下来，有多个包衣的普通旗丁已经不多，绝大部分只有一个包衣，非职业兵的体制使得甲兵的负担越加沉重，很多人既要耕地还要服劳役，出兵的时候更要自备行粮兵器马匹帐篷，而和登州兵打仗几乎少有收获，每打一次就在加剧旗丁的负担。很多普通旗丁都是收完秋粮要在旗中大小官吏家借贷，以购买高价的粮食过活，就生活的困苦而言，其实和明末的关内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唯一不同就是他们还有作战的技能。

最大的威胁方向依然是最便于投送兵力的盖州，登州的哨骑首先出现在榆林铺附近，双方哨骑在两地之间往来，建奴的斥候在复州至盖州沿线都发现了登州步兵，因为有沿途军堡驿站的掩护以及登州哨骑截杀，建奴的侦查无法太细致，报给皇太极和岳托的奏报中，复州附近登州军数量从一万到三万不等。